波士顿的清晨带着刺骨的寒意,但远比不上哈佛医学院(HMS)附属研究楼里那快要结冰的气氛。
我站在ShenLab那扇厚重的双开毛玻璃门外,深深地吸了一口走廊里带有高级HEPA滤网特有气味的无菌冷空气。再次在脑海里默写了一遍Maya今早发给我的“暴君人设行为守则”:
第一,不要笑。
第二,不要用疑问句,只用祈使句。
第三,如果不知道说什么,就冷着脸看对方,直到对方自己心虚认错。
“我可以的。”我对着玻璃门上的倒影给自己洗脑,“我本来就是个恶人,我只是忘了而已。肌肉记忆还在,稳住。”
我伸出手,指纹“滴”地一声解开了门禁。
我极其用力地推开了那扇门,迈开长腿,带着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凛冽气场,走进了我自己的领地。
那一瞬间,我甚至怀疑自己按下了什么时间静止的开关。
原本只听得到仪器运转嗡嗡声和低声交谈的实验室,在我踏入的一秒钟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空气仿佛被瞬间抽干,气压低得让人耳膜发疼。
正在操作台前拿着移液枪的一个印度裔女孩(我的大脑自动弹出了她的名字:Priya,博后,主要负责动物模型)猛地转过头。她显然没有料到那个本该躺在MGH神经外科病房里昏迷不醒的“阎王”,会毫无预兆地在周一的清晨空降实验室。在看清我的脸后,她倒吸了一口凉气。
“啪嗒。”
她手里那盒刚拆封的、价值不菲的200微升枪头,直接脱手砸在了实验台上,几百个透明的小塑料管像爆米花一样弹了一地。甚至有几个极其嚣张地滚到了我的手工皮鞋边缘。
“Ohmygod……”Priya的脸瞬间煞白,她甚至不敢去捡地上的枪头,整个人贴在实验台上,像是等待着死刑判决。
作为一个在现代文明社会里长大的、具有基本同理心和道德底线的正常人类,看到一位年轻女士因为自己吓得快要哭出来,我的第一反应绝对不是发火。我下意识地往前走了一步,本能地开口:“没关系,你有没有被砸——”
“对不起Dr。Shen!!”
Priya爆发出了一阵几乎刺破耳膜的绝望尖叫,硬生生把我的后半句话像塞抹布一样堵回了我的喉咙里。
“我不该在处理样本的时候分心!我现在立刻把这批枪头全部作为废弃物处理掉!我保证今天下班前补齐这组对照数据!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要毙了我的proposal!”
我:“……”
我僵在原地,那只原本伸出去准备帮她捡东西的手,极其尴尬地悬在半空,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
我发誓,我刚才只是想问她有没有被砸到脚。
但我看着Priya那双快要飙泪的眼睛,以及周围另外几个实验员如同看待一头刚刚苏醒的哥斯拉般的惊恐眼神,我瞬间明白了Maya的警告。
对于一个常年实行高压恐怖统治的暴君来说,突如其来的温柔和宽容,比直接指着她的鼻子骂她一顿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在他们的逻辑里,Shen如果骂你,说明你还有抢救的价值;如果Shen突然用温和的语气对你说“没关系”,那翻译过来就是——“你已经被开除了,滚去收拾你的办公桌吧”。
为了不让事态变得更加诡异,也为了不让我“失忆且性情大变”的秘密在第一天就暴露无遗,我只能极其生硬地强行收回手。
我把背脊挺得笔直,将脸上那点残存的人性彻底抹去,重新绷回零下二十度的冰川脸。
我按照Maya教导的第三条守则,冷冷地、居高临下地扫了Priya一眼。没有说一句原谅的话,也没有再说一句责骂,只是用那种极其嫌弃的死亡凝视,看了地上的塑料管两秒钟,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身,径直走向了实验室最深处那间用全透明防爆玻璃隔出来的PI独立办公室。
“咔哒。”
关上门的那一刻,我甚至能听到外面集体松了一口气的巨大呼气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