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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改良思潮掀起（第1页）

早期改良思潮掀起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随着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原来地主阶级改革派要求变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发展成为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

主要代表人物有：

王韬，字紫铨，号仲弢，江苏长洲（吴县）人。秀才出身，后屡试不中，离家赴上海受雇于英国教会主办的墨海书馆工作。曾因避清政府通缉，在英国领事庇护下逃往香港，后赴英、法、俄等国游学，悉心研究西方富国强兵之道。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笔，评论时政，宣传“变法自强”。著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等。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贡生出身。曾当曾国藩幕僚八年，协助曾镇压过捻军起义。后随李鸿章办外交。光绪五年（1879年）著《筹洋刍议》，提出变法图强的主张。光绪十四年（1888年）担任湖南按察使，次年出任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写了大量文章和日记，不断向国内介绍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国后，不久病逝。其著作经后人编为《庸庵全集》。

陈炽，字次亮，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举人出身-历任户部郎中、刑部章京、军机处章京等职。曾遍历沿海各埠及香港、澳门，留心“天下利病”，积极钻研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光绪十九年（1893年）发愤撰成《庸书》内外百篇。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又发表《续富国策》。

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出生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商人家庭。少年在上海时，曾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为探求中外“得失之故”，抛弃科举道路，专门研究西学。光绪二年（1876年）赴法留学，兼驻法使馆翻译，得博士学位。他掌握拉丁、希腊、英、法等文，阅读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回国后为李鸿章幕僚，累保道员。参与洋务活动。一度担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晚年回家从事著述。其政治思想集中地反映在所著《适可斋纪言纪行》一书。又著《马氏文通》，亦是著名的语言学家。

郑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十七岁放弃科举，到上海学商。曾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近二十年，并投资轮船公司。捐资得道员衔。同治元年（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同治十年（1871年）又改名《易言》刊行。光绪六年（1880年）后，由李鸿章委派为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等职。因受洋务派排斥和外国公司迫害，更注意研究时务。中法战争结束后，集中精力增补修改《易言》，光绪十九年（1893年）定名《盛世危言》分五卷出版；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增订新编十四卷出版。

王韬与冯桂芬有过交往，思想受其某些影响。他看到“环而伺我者数十国”都是心腹之患，将来中国要弄到“国几不国”的地步。表示”一息尚存，尚思报国”。马建忠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外国侵略者的种种罪行：“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郑观应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梦寐不安，行愁坐叹”，“太息痛苦流涕”，“大声疾呼，以期上下一心，重见唐虞盛世”。薛福成主张通过修约取消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当听说洋务派准备推荐英国人赫德管理中国海军时，急忙上书李鸿章，说赫德为人“阴鸷而专利”，如再掌握兵权，就要“酿无穷之患”。在中法战争期间，他担任浙江绍台道，曾在镇海亲自参与击退法舰之战。此时，郑观应奉调赴粤会办湘军营务，曾只身入暹罗（泰国）、金边、西贡侦察敌情，在香港、厦门办理援台抗法事宜。反对李鸿章在上海议和。陈炽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面对国势危殆，更益坚其变法之志。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强学会，担任提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受到很大打击，经常“高歌痛哭”。次年竟在家乡忧愤中死去。

王韬建议“握利权”，使“中国之利权仍归诸中国”。指责顽固派“动循古昔，不知变通”，认为“变古以通今者势也”。批评“重农而轻商”，提出“商为国本”、“富强即治之本”。主张“行泰西之法”，必须“先富而后强”，应广贸易、开煤矿、兴铁路、兴织任、造轮船，大力发展新式工商业。主张允许“民间自立公司”，兴办工矿交通事业。“官办不如民办”，要“令富民出其资，贫民殚其力”，以推行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早年曾反对“君民同治”，后来则转而认为“惟君民共治”，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晚年回上海主持格致书院，并任《申报》编纂主任，与丁日昌、盛宣怀等人交往甚密，对洋务活动既献计又批评。

薛福成认为“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处今日之世，“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故应“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他称赞西方君主立宪制度。“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认为西方国家“以工商立国”，“工实居商之先”；而西人恃商为命脉，商“握四民之纲”。又认为人口的迅速增加是造成人民贫困的原因，但欧洲人口密度更高，因“能浚其生财之源”虽人满亦富。中国则要以导民生财和导民出洋，来解决人口问题。主张效法西方国家发展工商实业，用机器“殖财养民”，强调“工商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提倡私人集股成立公司，反对洋务派垄断新式工业。提出“圣人正不讳言利”、“人人欲济其私”等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论点。

陈炽认为西方国家的议院制度是“强兵富国”的根源，主张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实行资本主义议会制度，但又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观念，维护封建的“三纲五常”之说。反对外国侵略者“盘踞要津”，攫取各种特权，认为“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以假人”。农民起义是由于“户口加多而土地不加辟”，无以谋生所致，而不是民情好乱；只有发展机器工业才是出路。提出振兴“商务”以反对列强侵略的经济理论，即以商业为中心，全面发展各部门经济，“商之本在农”、“商之源在矿”、“商之体用在工”。谴责反对发展机器工业的顽固派是使中国贫弱的大罪人，揭露其口不言利的虚伪性。对洋务派的“摧折华商”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主张成立商部、制定商律、保护关税、取消厘金、设立公司、实行专利等保商措施。

马建忠提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的“富民”思想。主张提高关税，“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以扩大商品出口。提出废除厘金、“将厘未尽行裁撤”，以利“华商”。主张发展新式工业，“仿造外洋之货，敌其销路”。建议由“商人纤股设立公司”来兴办新式工商业，反对洋务派的垄断政策。介绍并倾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之政体，谓其“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所以要求对封建专制制度作某些改革，“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

郑观应批判顽固派泥古不化，甘心愚陋而受制于人；谴责洋务派“舍本图末”，对西方“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不能使国家富强。他认为“器由道出”，“道”由中国“列圣相传”，“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主张“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并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学习西方原则。还认为“外洋以商立国”，“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提出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的对策，而“十万豪商，胜于有百万之劲率”，此乃“一国兴亡之所系”。强调“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主张“以商战为主”，建立机器制造业。指出“官督商办”是“官夺商权”，是中国商务不能振兴的根本原因，要求清政府采取保护关税、海关不用洋人、裁撤厘金、允许商人自由投资、商人造铁路由国家保付利息、商人可举为议员及发给“称颂功牌”等护商措施。要求清政府提倡新学，培养新式人材，并组织力量翻译有关西方自然科学、工艺学、社会政治学等书籍出版。他说：“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故极力宣传“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的论点。，赞扬英国“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要求改革内政。九十年代后，他的思想趋于保守，拥护清政府的假立宪，敌视革命运动。晚年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厌恶军阀混战。

以王韬、薛福成、陈炽、马建忠、郑观应为主要代表的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潮，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对清政府限制工商业的政策，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揭露了封建政治的腐败和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早期的改良者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驱，亦为后来的维新派向西方学习架起了桥梁。

（于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