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道很长——大约两公里——向下倾斜的角度大约是五度。吴训言计算了一下:两公里乘以sin(5度)≈174米。他们在地下大约一百七十米的深度。
隧道尽头是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一个被掏空的山体内部。空间的高度大约有五十米,面积相当于两个足球场。里面布满了服务器机柜、冷却系统、备用发电机、以及——这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巨大的球形结构,悬挂在空间的中央,由无数根光纤和电缆连接到周围的服务器上。
那个球体的直径大约有十米。它的表面是由一种银白色的、看起来像液态金属的材料构成的,不断有波纹在其表面流动——不是机械驱动的波纹,而是某种——电磁效应。
“欢迎来到冥河。”林嘉怡说。
吴训言站在球形结构面前,仰头看着它。他的反射倒映在银白色的表面上,被波纹扭曲成一个不规则的、变形的形状。
“这是什么?”他问。
“这是我们正在建造的——数字大脑。”
“大脑?这是——计算机?”
“不完全是。它不是传统的冯·诺依曼架构计算机。它是一个类脑计算阵列——我们称之为‘神经形态处理器’。它由一百亿个人工神经元和一百万亿个突触构成——大约是真实人类大脑神经元数量的十分之一,但突触数量差不多。每个神经元都是独立的计算单元,通过可编程的突触连接与其他神经元通信。整个系统运行在一种新型的忆阻器芯片上——每个芯片的能效比传统GPU高大约一万倍。”
“它的计算能力?”
“大约相当于一个人脑。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它已经被激活了。”
吴训言的心跳加速了。
“激活了?它——它在运行?”
“是的。我们在大约三个月前完成了硬件搭建和初始编程。我们上传了一个人的完整大脑连接组数据——一个志愿者,一位已经去世的——他的家人在他生前获得了他的知情同意。”
“谁?谁的数据?”
林嘉怡犹豫了一下。
“你的导师。陈维德教授。”
世界在那一刻——对吴训言来说——停止了。
陈维德。
清华大学神经工程系教授。中国脑机接口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吴训言的博士导师。那个在他硕士答辩后对他说“小吴,你在敲一扇门”的白发苍苍的老教授。
那个在三年前因为胰腺癌去世的老人。
在去世之前,吴训言去医院看过他。老教授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皮肤呈现出一种蜡黄色的、半透明的质感,血管在皮肤下面清晰可见,像一张干涸的河床。但他的大脑——他的意识——直到最后一刻都是清醒的。
“训言,”他在临终前对吴训言说,“我那篇论文——关于大脑连接组与意识关系的论文——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我们能完整地扫描一个人的大脑连接组——每一个神经元、每一个突触、每一个离子通道——然后在一个计算机上重建它——那个重建的大脑会有意识吗?”
“不会。”吴训言当时说,毫不犹豫,“意识不是连接组。意识是——”
他没有说完。因为老教授的眼睛——那双被疾病折磨得失去了光泽但仍然锐利的眼睛——正在看着他,等待着。
“意识是什么?”老教授问。
吴训言没有回答。因为他当时不知道。
现在他知道了一部分。
“你们怎么得到他的连接组数据?”吴训言问。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听不见。
“他在生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在他去世后的十二小时内,我们对他进行了脑组织的超薄切片和电子显微镜成像——分辨率达到了突触级别。重建工作花了两年时间。然后我们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将这个连接组移植到神经形态硬件上。”
“它——”
吴训言说不下去了。
“它在那里。”林嘉怡指了指那个银白色的球体,“陈教授——或者说,陈教授的数字大脑——在那里面。它运行了大约三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