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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岗和龙门石窟（第1页）

云岗和龙门石窟

北朝雕刻艺术是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明珠，云岗和龙门石窟造像代表了它的最高成就。

现在山西大同市西三十里，有一座武周山，山南断崖峭壁，东西绵亘着一个两里长的石窟群。这就是驰名世界的云岗石窟。大同市过去是北魏都城平城的所在地，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是当时我国佛教的一大中心。

云岗石窟保留到现在的洞窟有四十多个，其中较大的二十多个。在现在的编号中，从第十六窟到第二十窟，开凿得最早，称为“昙曜五窟”，是由一个叫昙曜的和尚主持开凿而得名的。开凿工程开始于魏太武帝的儿子文成帝，数以万计的各族人民和雕刻家参加了劳动，文成帝以后，还继续开凿了四十多年。

“昙曜五窟”在石窟群的西头，每一窟都有一尊大佛，有的站立，有的盘坐，气象庄严雄伟。现在第二十窟的顶和前壁都已倾圯，只剩下一尊“露天大佛”，鼻高、唇薄、目长、耳大垂肩，不象佛经里描写的佛像，也不象汉族人的样子。历史书上说，昙曜建造佛像，为的是替魏道武帝以下的皇帝求“冥福”，这些大佛，大概就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北魏初诸帝的形象。

石窟内部壁上和门楣之间，雕镂着大大小小的佛像、菩萨像、供养人像，大的两三尺，小的不过一寸；有七个佛像并列的叫做“七佛”（释迦和他前世诸身的六佛），有一千个佛像分成整齐的行列的叫做“千体佛”（千体表示释迦的无数化身）。此外，还有伎乐，有飞天（又叫做天人），有奇禽怪兽，有名花异草。有的石像沉思默想，有的俯仰顾盼，一颦一笑，都富于内心的表情。第八窟中有一个口衔小珠的猛禽，半蹲半立，爪趾雄健，形状有点象孔雀，佛经中叫做“那罗延天”，是古代印度人想象中的灵异。

石窟群中最大的一窟是现在编号的第六窟，开凿在魏孝文帝时。洞口有一座四层的大楼阁，洞内从地面到顶高二十米，中间矗立一个大方塔柱。塔柱的主要部分刻了佛像。佛像的长裳下部翻转飘扬。“昙曜五窟”中佛像的服装紧紧地贴着躯体，和这种宽缓的形象不同。这是鲜卑人进一步汉化的反映。第六窟又是云岗石窟中最壮丽的一个，窟内有十七幅表现佛经故事的浮雕，人物动态和人物与背景的关系明显地表现了借鉴外国之后的汉族传统艺术的风格。现在编号的第五窟中，有一尊大佛是云岗石佛中最大的，高约十八米，脚长大约四点六米，中指长约二点五米。第五、第六两窟，据说是孝文帝为了纪念他的父母而建造的。

云岗石窟的雕刻，虚构了一幅封建统治的和谐图。大佛像高大雄伟，象征着皇帝，其他石像各按品级一个比一个低，环绕着大佛，仿佛为了大佛的存在而存在。自然界的山和水，动物和植物，人世的苦乐悲欢，都一一被理想化了。担负着沉重苦役的“侏儒”（短小、壮健的一种造像），也那么洋溢着欢乐。统治者借助于美妙的宗教艺术，引诱人们忘记现实世界中的苦难，顺从皇帝的意旨，起着“潜移默化”的麻醉作用。这正是北魏在完成了“武功”之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佛教的中心随着南迁，石窟的建造也从武周山移到了洛阳的伊阙。

伊阙在洛阳南面二十五里，伊水自南而北，两岸山崖峭立。西岸是龙门山，东岸是香山。北魏开凿的石窟寺都在龙门山，最著名的是古阳洞和宾阳洞。

古阳洞是在495年开凿的，洞北壁上现在还留下一幅北魏贵族穆亮在这一年写刻的铭记。498年，比丘（募化僧）慧成正式营建古阳洞石窟，造了一尊石佛，为他的父亲求福。洞内布满了许多佛龛，佛龛旁边镌刻着铭记，记录了造像人的姓名和建造的年月与动机。这些铭记是佛教史的重要资料。它的书法为前人所重视，有一部分编成《龙门二十品》，作为学习书法的范本。另一个由一组石窟组成的宾阳洞，500年开始建造，继续了二十多年。它布局的完整，规模的宏大，雕像的精美，在北魏首屈一指。历史记载说，这个洞窟的开凿，费了八十多万人工。劳动者的血汗，凝成了这些艺术珍品。

走近宾阳洞口，便看见一座方坛，坛上有一尊佛像，佛像的两旁有两个罗汉和两个菩萨像。五尊雕像构成一组，成为整个洞窟的中心。佛像的面容清癯，含着亲切近人的微笑。洞壁上布满了浮雕和装饰。浮雕有四层，上层是维摩、文殊对问图，中层是佛前生的故事，下层是帝后礼佛图，最下一层刻着凤、龙、河、树等十个神像。浮雕的明净、柔和与佛像的庄严、厚重构成了奇异的和谐。最精美的《皇后礼佛图》早在抗日战争前，就为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所破坏，并盗去陈列在他们的博物馆里。这是帝国主义劫夺中国人民宝贵文化遗产罪行的铁证。

石窟艺术随佛教传播来到中国，经过了一二百年的时间，在北魏末年达到了成熟的阶段。石窟艺术的光辉成就，是我国各族艺术家和劳动人民高度的艺术才能和智慧的反映。